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王大珩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使我感到十分悲痛！
        1964年我改行从事激光研究以来，经常同王老接触，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为人处事，受益良多。以下介绍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怀念王老：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国防部第十五研究院根据中央文件开始筹建。王老住在友谊宾馆做筹建的准备工作。他把我找去详细了解十一所激光研究方向、任务、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然后，又到十一所来参观。次年，十五院正式成立，马兴任院长，王老任副院长。同时，成立了一批研究所的筹备组。我被任命为1506研究所（固体激光器研究所）筹备组成员。十五院发给我们图章，还给了部队代号。在文革冲击下，王老始终坚守岗位抓筹建工作不动摇。在批判“大山头主义”后，正在筹建中的几个研究院都被迫撤销，王老很不情愿地离开他曾经寄予莫大希望的十五院，回到长春光机所。但他仍十分关心科研工作的进展，连续数年每年都要到十一所来看看。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军委的“三抓”工程上马，其中包括几项精密光学仪器的研制，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上海光机所、电子十一所和国防科委测通所等单位承担。我所担负其中靶场激光测距仪研制，是当时几种技术中最不成熟的一种测量仪器。不少人对它是否能用表示怀疑，不抱太大希望。王老和靶场领导积极支持激光测距仪上马。在研制过程中，王老参加了方案论证并多次过问进展情况。718电影经纬仪安装到远望号测量船上之后，王老专程去上海江南造船厂，上船去仔细检查。那时他已64岁高龄，在船上蹬着狭窄陡峭的梯子上上下下，不辞辛劳，令在场的同志们十分感动。
        “神光”计划大型激光器系统，技术难度大、研制周期长、投资强度高。王老参加了立项论证和评审、方案论证和技术鉴定、国家验收等重要环节的活动。他凭借高度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常常能抓住要害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使与会人员心服口服。例如，他在神光III原型方案论证时提出基座和桁架的刚性对整个系统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引起了设计人员的高度重视。国内所有大型和精密光学工程的研发、建设几乎都同王老的关心支持分不开。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我连续三届（6年）参加基金评审工作。我所在的光学二组的组长就是王老，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亲身体验到王老工作细致、认真的作风。尽管每项基金只有3-5万元，但是王老都认真评审，不轻易通过。时间不够用，就放弃午休，晚上再加班。我们比他年轻多了，都感到有点累，但是年逾古稀的王老仍然兴致勃勃地琢磨。
        2000年纪念激光器诞生40周年活动在我提出建议后，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委托我承办。那次活动由6个全国性学会联合举办，组织工作比较繁重。作为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王老始终关注筹备工作，给我很大支持和鼓励。他不仅参加了三次筹备会，亲自为纪念画册取名字，写序言，审查样本；还在纪念大会前夕精心准备了一份主旨报告稿，在大会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受到与会的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科技人员的好评。
        王老在中国光学学会的活动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1980年筹建学会，到历次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国内学术会议等等活动，他都非常关心，包括邀请谁作特邀报告，日程安排等，有时亲自作报告。开始一段时期，一些青年科技人员不知道怎么做学术报告。王老就给予具体指导，告诉他们怎样制作投影用的透明胶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