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5年生产了3.5亿吨钢，超过了日、美、俄、韩4个国家的总和。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回想起40年前为生产1000万吨钢，全民大炼钢铁，闹了一场灾难，那是因为没讲科学，方法不对。钢铁和有色金属战线的创新成就使中国25年经济连续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最令人佩服的是中国微电子通讯产业的突飞猛进。信息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大支柱产业。记得1980年，中国电信部门用的全是纵横式交换机，西方多已改成电子可编程序交换机，容量大，交换快，可靠性高。瑞典爱立信，美国朗讯等跨国公司纷纷抢占中国市场，从有外汇的油田入手，以每条线150美元价格占领了中国全部市场。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解放军通讯学院)青年教师邬江兴（2003年当选为院士）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人，扔掉传统思想，另开蹊径，创造了自己的体系结构，各项指标都超过了西方。随即出现了任正非创建的华为，侯为贵组建的中兴，还有大唐等数家公司。立即把市场价格降了10倍，不到10年中国生产能力达到7100万线（2001）。美国朗讯亚洲负责人说，中国年轻人的创造力惊人，现在我们只好打起背包回家了。中国的新交换机已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在很多国家有办事处。去年华为销售额达到453亿元，中兴通讯340亿元。中国的通讯产业已进入世界的前列。
1990年以前，中国不能生产大型高速计算机，而气象预报、地质勘探、流体动力学计算都需要它。1980年石油部物探局租了一台计算速度为百万次的IBM-360做地震数据处理。美国派了一个工作组随机到北京，要求中方付高薪养他们，禁止中国人进入机房接触软硬件，美国人一走就封门。90年代中国气象局要买一台千万次CRAY-1，作中短期天气预报。花了上千万美元买了一台，美国做了手脚，故意降低了运算能力，还要求每年数次派人跟踪检查磁盘上的工作纪录，看是否用于气象以外的计算。有一个高校买了一台美国的中等计算机，美国政府正式要求派人来查终端用户和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决心自己研制大型机。很快我们就有了长沙的银河、江苏的神威、中科院计算所的曙光、联想的深腾等大型机，都分别突破了每秒10亿次和万亿次。曙光4000A的峰值速度达到11万亿次，2004年进入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第10位，可以大批生产，敞开供应，装备了全国各部门。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超级计算能力曾达到过世界第一。今天，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大规模生产制造和销售10万亿次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我们已经取得了自由，别人想卡也卡不住了。到2005年为止，排在中国前面的是IBM的“蓝色基因”，每秒367万亿次，日本的“地球模拟器”每秒40万亿次。中国计算机界的同志们正在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1990年以来，中国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制造、光电子器件、下一代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电视和音视频编码、信息安全等方面有了开创性的突破。在64位高性能通用CPU方面，成功开发出了北大的众志、中科院计算所的龙芯等高档产品。龙芯-2E已相当于奔腾-4的水平。时钟驱动频率已开始进入GHz水平，线宽0.1μm以下。2005年中国的芯片市场能自足25%%左右，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光电子技术方面已研制成功80×40Mb的光纤通讯系统，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赞扬。清华大学独立提出和实现了多量子阱超高速集成光源（40Gb/s），华中科技大学研制出具有高集成度的16×16硅基热光开关集成面阵，都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突破。
过去的15年中，中国的软件产业迅速成长，已大致能满足50%%的国内市场需求。但大型系统软件95%%仍靠外国产品。2005年中国网民超过3.1亿，70%%的人要用搜索引擎，过去由微软、谷歌、雅虎所控制。这几年有一批年轻人向他们发出挑战，带头的是搜狐（1998），然后有一大批人进入。从美国回来的李彦宏和徐勇组建了百度网络公司（1999），设计了面向中文的搜索引擎，到2005年已占领中国市场的50%%，已在美国Nasdaq上市。自主创新得以成功的基础是学习。自主创新绝不意味可以置已有科学知识于不顾，一切从原始社会开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已积累了400多年，大都经过实验所证实，覆盖了大部分领域和学科，这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只有学懂前人积累的知识，掌握已有的成就，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填补其空白，或开拓新的领域，才能做到科学创新。这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瞻，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前进。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机会，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30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得以大踏步前进的一次难得机遇。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从而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起点。改革开放创造了全新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下创新，与他们论仲伯，讲优劣。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积极寻求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即使若干年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个模式也不应放弃。
毛主席说过：“我们公开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即使是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们也还是要把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还是要向别人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毛主席这段话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气度和价值观。回顾人类历史，土豆、红薯、玉米来自美洲，小麦源自伊拉克，荷兰豆、西兰花、海湾扇贝、罗非鱼，都是全人类的财富，为何不要？不应学叔齐、伯夷，从秦皇岛一带的孤竹国跑到长安，因政见不同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鲁迅说饿死活该。1990年财政部拨款2.0亿，号召我驻外使馆，农业部门大量引进外国的好产品，移植到中国以丰富人民的食品供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可能引进的东西还有很大限制。由于列强操纵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商业规则，以至对中国的歧视和遏制，许多先进技术装备、精密工作母机、所谓军民两用技术，更不要说军事技术装备大多是买不到的。冷战时期西方成立了“巴统组织”，长期对中国实施禁运。冷战后又搞了一个“瓦森纳协议”，继续联合封锁中国，规定了继续禁运范围。某些国际合作项目不让中国参加，有的已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不可得。
上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要求研制自己的大型飞机，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叶剑英、邓小平都多次讲过中国必须研制自己的大飞机，至少应解决运输机的需求。80年代以来，国务院历届领导人都多次下过决心，拨出了资金，但有些同志始终不敢下决心自主研制。上海研制成功“运十”大型客机以后，遭到指责挑剔，最后被否定。美国麦道公司利用上海的飞机制造能力，组装麦道－82，几架后就终止了。到了90年代，有些同志仍然把幻想寄托在国际合作上，花费了5年多时间，找遍数国的航空制造公司，寻求合作，最后都没有成功。就这样，50年的彷徨，30年的徘徊，又回到零点。这一深刻教训，是我们都应该记取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