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科研刚刚恢复，各种条件和设备都还很落后，买器件、焊铁架、搭结构、做实验……每一件小事郭光灿都要亲力亲为。虽然非常艰苦，但没用多久，我国最早的氮分子激光器就研发成功。1978年，这项成果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个奖是为了鼓励大家。事实上，我们的水平还远远不够。”研发激光器的经历，让郭光灿认识到，“文革”后百废待兴，国家没有条件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实验研究将难上加难。   
        郭光灿决定转向理论研究。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光学领域有多年积累的郭光灿找了一个“冷门”——量子光学。“量子光学领域在当时太前沿，我只觉得将来肯定有用，但具体能干成什么样，我确实不知道。”郭光灿坦言。但他却觉得“这里面很有趣”，坚持“剑走偏锋”。   
        1981年，郭光灿被公派到加拿大访问学习。在多伦多大学他才发现，国际学术界开展量子光学研究已20多年。   
        1983年，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召开。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国人只有8名，其中就包括郭光灿。会后，郭光灿回国前夕曾跟几位中国学者和学生聊至深夜，讨论如何发展国内的量子光学，发奋改变落后局面。“当时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似乎感觉到一种历史使命就落在我们肩上。”   
        回国后，郭光灿马上全身心投入到量子光学学科的建设中。1984年，他依靠学校支持的2000元钱，在安徽琅琊山醉翁亭，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个量子光学学术会议。   
        “当时仅有50多人参加，有媒体评论，大家是来‘瞧新鲜的’。”郭光灿回忆。   
        但这并不影响他内心的热情：总算有人知道量子光学了。   
        随着国内对量子光学逐渐的了解与认可，参与会议的学者规模逐渐扩大。由郭光灿主持发起的量子光学会议一直持续至今，以此为基础，后来又成立了量子光学专业委员会。就靠着这个学术活动，我国量子光学领域的研究队伍慢慢壮大起来，学科也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人能够超过他们”   
        在量子的世界中，郭光灿一直有着敏锐的学术嗅觉，他称之为“科学价值的鉴赏能力”。如同对一件艺术品的鉴赏，需要分辨出科学进展中最有趣、最具本质意义的新事物。这驱使他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挑战未知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郭光灿的努力推动下，国内量子光学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他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们在国际上落后了那么多年，以后如何去赶超？”   
        习惯于不走寻常路的郭光灿洞察到，量子光学的发展必然将走向量子信息。这一交叉学科形成的“新生长点”，将是赶超国外的重要机遇。   
        郭光灿告诉记者，刚开始接触量子信息时，困难和问题接踵而至。“我们懂得量子，但不懂信息。经典信息理论都不懂，怎么办？”他去请教信息学院的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学习、钻研。   
        1997年，孤军奋战的郭光灿完成了该领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量子编码。“量子性是量子信息中最为关键的特征，但它非常脆弱，极易受到环境破坏。”郭光灿解释道，“因此，如何保住量子性是首要问题。这个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实验上无法实现。”